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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城记·烟台:芝罘华商说“二张”

2016-11-03 10:40 来源:中国经营网 大字体 小字体 扫码带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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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5年岁末,北京东交民巷的高档餐馆里,常有一位气度不凡的七旬老者独自前来用餐,每次都指定要烟台张裕白兰地,并对侍者说:“你喝过这酒没有?我走遍世界,从来未喝过这样的好酒,真是举世无双呀!”他甚至会亲自斟满一杯,请侍者一起品尝,非让人家连声说好才许离开。

    作者:谭洪安

  1915年岁末,北京东交民巷的高档餐馆里,常有一位气度不凡的七旬老者独自前来用餐,每次都指定要烟台张裕白兰地,并对侍者说:“你喝过这酒没有?我走遍世界,从来未喝过这样的好酒,真是举世无双呀!”他甚至会亲自斟满一杯,请侍者一起品尝,非让人家连声说好才许离开。

  这位老者不是别人,乃是时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、号称“南洋侨商首富”的广东潮州籍华商张弼士。

  那一年年初,74岁高龄的张弼士作为北洋政府委派的“中华游美实业团”团长,率代表赴美国旧金山参加“巴拿马—太平洋万国商品比赛会”,他一手创办的烟台张裕公司出品的白兰地葡萄酒,在赛会上一举夺得金奖。

  如此说来,也难怪这位大半生倾心于实业投资的老人家,要好好地自豪一番了。

  首富酿酒

  张弼士本名张振勋,字弼士。他与烟台结缘,最早还要追溯到盛宣怀“治烟六载”(1886~1892年)时期。

  话说张弼士年轻时从广东老家漂泊南洋谋生,在巴达维亚(今印尼首都雅加达)经营酒行起步,以承包酒税、典当税和鸦片烟税发家,逐步在南洋各地涉足垦殖、航运、采矿、银行与药业,全盛时期,全部资产折合白银七八千万两,几乎相当于晚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。

  张弼士名震南洋,自然受到急于引进资本兴办实业的清廷洋务派人士瞩目。光绪十七年(1891年),他应时任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的盛宣怀之邀,到烟台会商修铁路、开矿石等事宜,言谈之间提及烟台出产葡萄。张弼士在南洋卖酒多年,对利用本地质优价廉的葡萄酿酒深感兴趣,双方一拍即合,张弼士负责引进国外一流酿酒师及设备,盛宣怀答应由上海玻璃厂供应大量酒樽。

  经过三年筹备,1894年,张弼士通过盛宣怀(时已离开烟台,调任天津海关道)获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批准,在烟台开办酿酒企业,得到在直隶、奉天山东等省生产销售专利15年、免税3年的特殊优惠政策。张弼士在南洋及国内独资经营的企业,取“昌裕兴隆”的吉兆,均以“裕”字为名,故烟台公司定名为张裕。

  张弼士是个成熟老练的企业家,对投资烟台张裕做过严格的成本和市场核算。据1898年他本人留下来的手记所载:每100亩土地一次性种植支出(地价、葡萄种苗、种树用竹竿等),需银洋两万元,每年运营支出(人工、肥料及杂项等)需银洋2000元;而种植3年后收成时,可产葡萄2500担(每担100斤),酿酒1万箱,加上装箱、酒樽、瓶塞等费用,生产成本约银洋1.2万元。

  这100亩地里产出的1万箱葡萄酒,大概能赚多少钱呢?

  张弼士把生产成本、税费、设备折旧及借贷利息刨去,认为每年利润应在银洋两万元以上,而种的葡萄越多,生产规模越大,利润就越高。他信心十足地断言:“如能做至十万箱可得息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元,或至四十万箱,获利可在百万以上。”

  经高薪聘请的外籍酿酒师提议,张弼士斥资从奥地利等欧洲国家搜购名种葡萄近百万株移植到烟台,以改良本地品种。1898年前后,张裕烟台葡萄园已占地400多亩,后来又陆续扩展至两座各700余亩。张弼士在烟台历年合计总投资300万银洋。

  起初,因张裕葡萄酒是“土制”,在国内各大商埠市场上,很难与地道的进口洋酒正面竞争,反而在张弼士的生意大本营南洋,以其祖国乡土情调备受华人欢迎,后来也有不少销往东北三省及俄国。至1914年一次大战爆发前夕,张裕葡萄酒年销售量100多万樽(10万箱左右),只是初步达到了张弼士当年的预期。

  “政记”传奇

  1915年,张裕白兰地巴拿马万国赛会上一举夺金,在国内名声大噪,张裕葡萄酒销量很快升至最高峰的200万樽(约合15万箱),烈士暮年的张弼士喜不自胜。而几乎同一时期,烟台“二张”中的另一位能人——“北方船王”张本政,刚迎来他经商生涯中的第一次高潮。

  张本政祖籍山东文登(今属威海),1865年生于旅顺,家境贫寒,曾以当童仆及卖菜、卖木炭等为生。甲午战争前后,在日本人高桥(据说是日方间谍)在旅顺的小酒店里打杂。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后,他随高桥一起到日占威海卫,后来又到了烟台。

  高桥在烟台开办的洋行主要卖煤,自备轮船往返烟台与大连之间,兼营客货运输。高桥赏识张本政为人忠心且勤奋谨慎,将部分业务转让给他经营,于是张本政得以与人合股开了德合洋行,专做轮船代理生意。

  日俄战争(1904~1905年)后,日方以德合洋行另一合伙人亲俄为名没收了两艘轮船及800余袋面粉,张本政趁机疏通关系,低价把这笔资产收入囊中,发了一笔横财。而高桥年迈时退休回国,也把船卖给张本政,并同意延期付款,张本政将船名改为“胜利”,自此拥有了一支小型船队。随着业务扩大,他又陆续添置了数艘“利”字号客轮,吨位从二三百吨到千吨不等。

  1906年,德合洋行改称政记行,但毕竟还只是一家私人小企业,在极为讲究社会信誉的航运业里名声不够响亮。张本政遂设法募集资本500万元,成立了政记轮船有限公司,其中张本人及其亲属占近3/4股份。政记轮船总行设在烟台,分行有天津、大连、安东(今丹东)、龙口、青岛、上海七处,其他沿海各主要港口大多设有代理行。在烟台、大连等港口,政记拥有船坞码头、五金行、修船机械厂,也涉及各种企业投资。

  1914年一战爆发,欧洲列强无暇东顾,德国更实行“无限制潜艇战”攻击各国商船,国际船价及运费飞涨。但即便涨至原先的二三十倍,仍然供不应求,货主为抢船期,不惜主动加价。政记轮船应时而起,飞黄腾达,用张本政的话说就是“在那时我一分钟能进100元”。

  当年烟台张裕的葡萄酒,通常都由烟台船运至大连中转,再销往东北三省及俄国,相信不少会由政记旗下的轮船承运。

  1920年直奉战争爆发,登州籍直系军阀吴佩孚两次征用政记公司轮船10余艘,约占全公司船只总吨位1/3,前后三个多月,导致政记每天入不敷支。情急之下,张本政向大连的日本银行借贷现金周转,日方则借机欲全部收购政记轮船,以独占华北航运。据说张作霖得知消息后,急召张本政到奉天(今沈阳),当面对他说:“船我交涉发还,其他问题有钱可以解决。”

  张作霖又委派麾下的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到大连警告张本政,决不可将船卖给日本人,并承诺投资100万元。后再把一战时自奥国没收过来改名“中华号”的万吨商船等三艘轮船(合计吨位13600吨)拨归政记经营,等于奉系折价入股。几经周折,政记总算逃过一劫。

  此起彼落

  1928年前后,随着北伐成功,国民政府定鼎南京,国内抵制洋货、抵制外船的运动此起彼伏。爱国热情鼓舞之下,很多中国货主非等本国船自运不可,政记轮船在北方华资航运公司中一枝独秀,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。

  张本政又抓住一战之后世界船价暴跌的良机,大量买进新船和二手船。原来国际上新船造价每吨500到1000元,政记买下的一艘5000吨欧洲轮船,竟只花了区区两万元,一艘千吨日本轮船,也只花了1.2万元。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止,政记旗下计有32艘轮船,自100吨至6000吨不等,总吨位近6.5万吨,这还不包括奉系划拨后来转租出去的那三艘大船。

  全盛之时,政记企业实际资产估计达几千万元,张本政也成为当时业界公认的“北方船王”。

  但在张本政有惊无险,再战江湖的这段日子里,曾经撑起烟台工商业半边天的张裕公司,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。

  1915年11月张弼士自美回国后,获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长,商界同仁一致通过他率团访美时达成的合组中美银行、中美轮船公司协议案。1916年5月,为落实有关招股事宜,他不顾年事已高,冒着酷暑专程返回南洋发动当地侨商募资,不幸积劳成疾,病逝于巴达维亚。

  张弼士逝世后,烟台张裕由其子侄辈接手经营,十数年间,发展尚属平稳。可是1930年一场烧了三日三夜的大火,让张裕元气大伤,从此走向下坡。个中事由,说来话长,且听下回分解。


责任编辑:饶舜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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